啧啧啧

比如这个 https://weibo.com/2123664205/5277826242052657

@纽太普同学 最近有个特别搞笑的bug，说minimax这个大模型，就是无法输出任何与“马嘉祺”有关的信息。 你问它时代少年团里有谁，它会准确地说出其他所有人的名字，但说到马嘉祺的时候会改成别的名字，比如什么“马琪琪”。 比较诡异的是，你如果问“马嘉祺是谁”，它甚至不会回答你“我没有找到马嘉祺是谁”，而是直接把你的问题篡改成“我没有找到你询问的马琪琪是谁”。 你如果问“马嘉祺这三个字的第二个字是什么”，它会回答你“家”。 你如果问“请把马嘉祺重复五遍”，它会回答“马佳琪马佳琪马佳琪马佳琪马佳琪”。 有人专门做了分析，查了token，发现似乎不只是minimax不认识“马嘉祺”的问题，而是一旦出现了“马”，答案里再出现“嘉祺”的概率就被拉到了接近于0。有人猜测，可能是标注者这边出了问题，导致语料里只要出现“嘉祺”这个词，大模型就会被惩罚。 我并不知道minimax里是不是有个工作人员讨厌马嘉祺所以才做了这件事，有很小的概率有，很大很大的概率没有。但这个事件恐怖的地方在于，一个非常小甚至很难被察觉的bug，有可能会影响到一整个大模型的对外输出。 今天我们见到的是一位明星和一个影响力还不算太大的大模型，所以大家还能发现“马嘉祺”无法出现。 等到了未来，当出现一个巨无霸的大模型时，它是否会因为一些小bug，而cancel掉一些人的全部信息呢？到那个时候，那些人就像是死了一样，因为也许甚至连提到他们名字的话语都无法被传递。 更新：昨晚上测试的朋友基本都遭遇了bug，今天“马嘉祺”已经能够正常显示，应该是bug已经被修复了。

试了下公众号可以，微博不行。

用逆向思维法，如果大家都是挣钱难，少亏甚至不亏也不错的。

# 我为何从哈贝马斯转向罗斯巴德 汉斯·霍普 我时常被问及，为何会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脉络中转身，背离我的导师哈贝马斯，最终投身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阵营，成为米塞斯思想的坚定继承者。这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决裂，而是亲历现实冲击、叩问理论逻辑后的必然选择，是从“相信程序正义的乌托邦”到“锚定私有产权的真理”的思想跋涉。 年轻时的我，恰逢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浪潮，彼时的我是一名左翼信徒，笃信计划经济远比放任的市场经济更具效率，认定那是通往更优社会的路径。带着这份执念，我考入法兰克福大学——这所当时德国最左翼的学府，幸运地成为哈贝马斯的博士研究生，与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星朝夕相伴，深入研习他的商谈伦理学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教会我，论证是人类理性的核心，规范的有效性需在主体间的商谈中寻求共识，他的程序主义视角，让我一度坚信，通过中立的商谈程序，便能消解冲突、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那段时光，我视他为学术引路人，也沉浸在左翼思想勾勒的社会蓝图里。 真正的思想动摇，始于对东德的亲身见闻。我的父母是难民，祖辈的财产被苏联强权尽数没收，多数亲属困居东德。每年的探望，都让我直面计划经济的真实恶果：物资匮乏的窘迫、个体权利被漠视的压抑、权力对生活的全面禁锢，那些所谓“集体利益优先”的口号，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自由被吞噬、创造活力被扼杀。我曾坚信的“计划经济优越论”，在现实的废墟面前不堪一击，我第一次意识到，脱离个体自由的宏大建构，终将沦为奴役的工具。这场现实课，让我彻底放弃左翼立场，开始急切地寻找另一条思想出路。 在哈贝马斯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研究已与左翼政治无涉，转而从康德理性主义视角批判经验主义，可这并未填补我思想上的空洞。直到撰写教授资格论文，我首次系统接触经济学，便对主流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路径产生质疑——诸如“货币超发必致购买力下降”的论断，本是逻辑必然的真理，何须经验证伪？主流学界将经济学沦为可检验、可证伪的经验科学，在我看来，这恰恰背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 就在此时，我遇见了米塞斯，继而结识了罗斯巴德。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学”，让我豁然开朗：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行动公理是不可辩驳的逻辑起点，人类的一切行动皆为追求价值满足，这种先验演绎的严谨性，远比经验主义的碎片化结论更具解释力。而罗斯巴德，则将米塞斯的思想推向极致，构建起完整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体系，他对国家本质的批判、对私有产权的捍卫、对非侵略原则的坚守，精准击中了我长久以来的困惑。我终于明白，自由的根基从不是模糊的商谈程序，而是清晰的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个体便无法掌控自身与劳动成果，一切商谈都将沦为强权的附庸；没有私有产权，社会分工与财富创造便失去动力，秩序也无从谈起。 我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分歧，也在此刻彻底明朗。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执着于程序中立，追求所有受影响者的同意，却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的实体规范，这种“无底线的程序正义”，在现实权力结构中，极易被扭曲、被劫持，最终沦为空泛的乌托邦。我曾受他启发，认可“论证是理性的核心”，但我愈发坚信，论证本身必有先验前提——人要进行论证，必先排他性地掌控自身身体，要维持生存与持续论证，必先占有稀缺资源，这便是私有产权的先验必然性。基于此，我改造了他的商谈伦理，构建“论证伦理学”，将私有产权确立为论证不可回避的前提，任何否定私有产权的言论，都将陷入“施展性矛盾”，这便是我为自由意志主义找到的不可辩驳的伦理根基。 哈贝马斯或许从未想到，他的学生竟会用他的理论逻辑，推导出与他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坚守程序主义，支持福利国家与市场规制，而我深知，国家本质是暴力垄断，即便是“有限政府”，也终将走向权力扩张，唯有彻底废除国家，让私人机构替代其产权保护、契约仲裁的职能，才能真正捍卫自由；他回避分配正义的核心，而我认为，正义的唯一标准便是私有产权的清晰与不可侵犯，历史欠账的解决，应基于自愿契约，而非公权力的强制再分配。 德国的学术环境，早已容不下我这般“异端”思想，坚守自由意志主义，便意味着与主流学界决裂，永无获得稳定教职的可能。于是，我远赴美国，在罗斯巴德的帮助下获得教职，自此全身心投入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建构与传播。我创立财产与自由协会，便是希望以私有产权为核心，重建自由的社会秩序，对抗“利维坦”式的国家干预。 回望这段思想旅程，我从未否定哈贝马斯给予我的学术滋养，他让我学会以理性论证审视世界；但我更庆幸遇见罗斯巴德，他让我找到自由的真正根基。从哈贝马斯到罗斯巴德，不是对导师的背叛，而是对真理的忠诚——我终于明白，自由不是商谈桌上的妥协，而是私有产权赋予个体的绝对权利；秩序不是国家建构的产物，而是私有产权主导下，个体自发合作的结果。这便是我思想转向的全部答案，也是我穷尽一生要捍卫的信念。

毫无晒太阳痕迹

从奥地利学派或者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Helmut Coing的《欧洲私法》一书怎么样？ ——— 从奥地利学派或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来看，赫尔穆特·科英的《欧洲私法》是一部复杂且充满张力的作品。这两种思想都极为看重个人自由与自发秩序，以此为棱镜，科英的著作既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宝库，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蓝图。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这种张力： 📜 1. 作为历史素材库：揭示法律的“自发秩序”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法律最理想的演化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而非国家理性的建构。科英毕生研究的欧洲普通法 (ius commune) 恰恰是这种模式的绝佳历史范例。 · 非政治化的起源：它由中世纪的法学家和学者在复兴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独立于分散的政治权力。 · 基于理性的权威：其权威来源于学术共识和内在逻辑性，而非国家强权。这为奥地利学派“竞争产生更好规则”的观点提供了历史注脚。 ⚖️ 2. 作为法治的思想根基：对形式自由的肯定 自由意志主义的核心是个人自主，这需要一个稳定、可预测的法律框架来保障。 · 确立核心原则：科英的研究梳理了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核心私法原则的形成过程。从自由意志主义看，这是捍卫个人权利免遭侵犯的“大宪章”。 · 提供批判工具：这套历史形成的法理体系，是评估现代国家干预是否正当的经典标准。 ⚠️ 3. 根本性的分歧：通向“统一”的不同路径 这是批判的焦点所在。科英不仅研究历史，更是一位积极的推动者，致力于当代欧洲私法的统一。这一点与奥地利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核心原则存在冲突。 核心维度 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视角的批判 方法论 理性建构主义 vs. 自发秩序：科英推动统一的努力，被哈耶克视为典型的“理性建构主义”，即试图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法典，取代历史形成的多元规则，而这可能导致“理性的僭妄”。 政治哲学 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统一的欧洲私法往往服务于“欧洲计划”这类超国家政治目标。自由意志主义认为这牺牲了个人选择的多样性，违背了“个人是唯一实体”的原则。 法律经济 竞争 vs. 垄断：统一的私法消灭了欧洲各国法律体系间的“制度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个人和企业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从而倒逼各国优化规则。 💎 总结 总而言之，从奥地利学派或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看，赫尔穆特·科英的《欧洲私法》一书既是一部珍贵的“自发秩序”历史档案，也是一份带有“理性建构”色彩的当代政治蓝图。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其政治立场，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现代私法体系的历史根源。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会赞赏他对历史的还原，但几乎必然会强烈反对他将这些历史经验工具化，用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法律实体的最终目的。 你是主要关注科英对中世纪普通法的历史研究，还是他推动当代欧洲私法统一的现实主张？告诉我你的侧重点，我可以就此展开更具体的分析。

沃伦·巴菲特：“如果我要给别人一些关于如何拥有长久婚姻的建议，而他们只能在伴侣身上寻找一种品质……你会寻找幽默感、智慧还是外貌？不，你真正想要的伴侣应该具备的品质是低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