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车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它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设下的陷阱。

格陵兰的问题解决了，这几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整个协议，不得不说，川普真是太狡猾了。他一分钱没出，就拿到了他所有预想的东西。 最初川普提出的方案是出资7000亿美元买下格陵兰岛，还要给格陵兰居民每人发10万刀。欧洲可笑的派了50人的八国联军捍卫丹麦的格陵兰主权。老川马上宣布对上述国家实行关税制裁。然后他们马上就认怂了。在达沃斯会议上，完全成了美帝的表演场，老川70多分钟的发言，嬉笑怒骂随意调侃。最终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制定了格陵兰乃至整个北极的协议框架。 结果是美国获得了格陵兰岛防务的“完全使用权”。无期限也不用任何费用。可以随意部署“金穹顶”防御系统。然后格陵兰将和美联合开发矿产资源。格陵兰高度自治，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权力干涉，甚至包括丹麦在内。 祝贺美利坚，祝贺川普！

拒绝文明 2012-9-29 　　如果问你，世界工程史上有三大奇迹，其中一个是苏伊士运河，一个是巴拿马运河，还有一个在中国。你能猜到是哪个吗？中国有两座世界名桥，一座当然是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另一座在哪儿？你知道中国第一家水电站是在哪儿兴建的么？当北京、上海、广州的居民还在饮用井水之时，中国有哪个城市居民首先用上了清洁、方便、安全的自来水？全国第一部动车又是奔驰在哪条铁路上？ 　　在观看CNTV纪实台播放的《百年米轨》之前，对这些问题，我连一个都回答不出来。看了该片后，我无限震惊--原来这一切都发生在云南！ 　　云南，就那个瘴烟蛮雨的化外顽国？白居易不是早在千年前就说过了么："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泸水"谁都知道，就是金沙江。但这"瘴烟"是什么玩意，老芦无学不知，只猜想那是类似生物武器一类毒雾，中人立毙。据说它是恶性疟疾，但疟疾何以会形成气体，则是我死也想不明白的奥秘了。至于"大军徒涉水如汤"则肯定是道听途说，绝无可能发生在金沙江上，只可能是温泉。就算这些描写是艺术夸张吧，云南之边鄙落后，在全国也是遐迩皆知的。到那儿插过队或去军垦兵团的上海知青都该有深刻体会。 　　网上的几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79年，国务院调查组光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几千知青黑压压地跪在会场上请愿，请求中央高抬贵手放他们回家，那或许就是梁晓声说的"青春无悔"的表现吧： 　　没错，那些奇迹就发生在那瘴烟蛮雨之地，而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完全是因为由法国人投资、设计与指挥建造、由中国苦力以血肉修筑而成的一条铁路，将闭塞的昆明与外部文明世界接了轨。滇越铁路起于昆明，经越南首都河内，止于越南海防港，全长859公里，在云南境内长468公里。就是它把昆明与大海连接起来，向香港、上海、东京、巴黎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开放。 　　世界工程史上的第三大奇迹则发生在该线的云南段。滇越铁路在越南境内那部份基本是在平原上走，但进入云南后，便从海拔几十米一直升到将近1900米，其南北高差竟达1807米。据云南省铁道学会副秘书长潘旭昆介绍，坡度为千分之三十。我认为这不可能是平均坡度，即使是局部坡度也不大可能，盖那意味着火车每走100米就要爬升3米，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平均坡度应为1.807/468=3.86‰，平均每一公里爬升将近4米，这已经是很陡的坡度了，而且还是均值，在平原地带无法做到，因此肯定有许多局部坡度远高于此的路段。 　　这条铁路专在人迹罕至的丛山峻岭、原始森林里穿行，跨越了金沙江、珠江、红河三大水系；跨越了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湿润气候三大气候带。为修建它共完成路基土石方1660万立方米，修筑桥梁3422座，总长计5万米；隧道172座，总长计一万七千八百多米，平均2.72公里就有1个隧道，每137米就是一个桥梁（这是CCTV纪录片《滇越铁路叙沧桑》上报出的数据，似乎太多了，据《百度百科》是"平均1公里1座桥涵"）。它不但坡陡，而且弯大，其最小的曲率半径竟然只有80米，一般也在300米左右。 　　如此险峻的铁路，却是在1903年10月开工修建，1910年1月正式通车的。当时的中国还在中世纪，而云南就更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全省无一寸公路。这就意味着它的全部钢铁建筑器材，都得靠人扛马驮运进去。而除了铁轨之外，滇越铁路上更有着许许多多的钢桥： 　　在所有的桥梁中，有座"人字桥"最为神奇。它飞架在两座相距将近70米的悬崖之间。要在这百丈深谷中建造钢桥几乎是不可能的，桥的两端即是隧道口，根本没有工作平台，而桥下则是深涧，无法树立桥墩。据说主事者智穷力竭，只好在法国公开征求设计。着名设计师保罗？波登以其独出心裁的设计，击败了他的同学、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埃菲尔夺标。这就是着名的人字桥，是中国列入世界名桥史的两座桥之一： 　　架设这座重达180吨的钢桥更是匠心独运。所有的部件都在法国度身订造。为了便于骡马和人力搬运，每个配件都限重100公斤，限长2.5米，一般长仅1.2米到1.3米。先经海运到海防，再由铁路运至云南边境内，由马帮运到工地，铆接成钢梁后，放入固定在隧道口的两个巨大的钢球中，再像放吊桥那样，从隧道上方开凿的两个工作隧道中用钢索放下。桥身合龙后，再用铆钉将桥面铆接起来： 　　就这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施工队伍仅仅花了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全国最落后、最险恶的地域中完成了当时的世界工程技术的杰作。其间，法国人带来的科学智慧与中国苦力的血汗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个奇迹。全部工程耗用水泥9000吨，仅占所需13%,其余用当地黏土焙烧成"烧红土"代替。 　　尽管如此，工程的技术质量之高却令人吃惊。据说人字桥建起来后，在百年的悠悠岁月中，不知道其上有多少火车通过，可它竟然未更换过一个重要部件（据《百年米轨》介绍是从未更换过一个铆钉，此话显然过于夸张。在云南电视台拍摄的另一部电视片中，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桥面上的铆钉有更换过的迹象，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有更换过较大的部件吧）。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于1914年投入使用的"米其林动车".它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轮胎的机车，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车长16米，宽2.6米，自重8吨，车厢箱体用铝合金制成。它使用的是功率为117千瓦的12缸汽油内燃机，有四对轮对，其中四个是主动轮，四个被动轮，每个都有制动盘，可以统一制动，也可以分别制动。轮胎能自动充气，气压低于一定值时即报警并自动充气，也可人工充气。即使在曲率半径为300米的弯道上，它的时速仍可达100公里，而如今该线用的经多次更新换代的内燃机车，最高速度也达不到50公里。 　　宋美龄曾在抗战期间乘坐过此车，其舒适与速度让她这个从小见惯美国世面的贵妇人也大为惊叹。该车一直使用到1984年才退役。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经过七十年的磨损，轮胎却没有胶粘龟裂的痕迹，至今光洁如新。 　　不难想像，如果这奇迹发生在"解放"后，它会被吹到几重天上去。 "党的领导"就不用说了，光是那用"烧红土"代替水泥的佳话，就一定会被当成"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智慧"与"新社会特有的土法上马".可身为中国人，我却是最近才知道曾经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迹！ 　　光是死了那么多人，先民们舍死忘生创造出来的奇迹，就绝不该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当局无情地一笔抹去。据法国人提供的数据，投入工程的共有67000人，死亡12000人，约占17.9%.中方的数据是施工人数20-30万，死亡8万，约占26.7-40%. 　　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当然要被当局当成反帝宣传材料。但值得注意的是，《百年米轨》介绍，外国技术人员中也有80余名死亡，据说绝大多数是法国人。根据《滇越铁路叙沧桑》，当时印支铁路公司从法国招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930人，各承包商又从德国、意大利等国引进工地主任1200余人。 930名法国人中就有80余名死亡，死亡比率约为8.6%.即使连其他国家的人也算进去，那死亡率也约为3.8%,仍然相当之高。可见那死亡主要是工程的险恶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瘴烟"或"瘴气"）造成的，恐怕不是爱国愤青设想的虐待致死。 　　事实上，法国人雇佣工人的条件相当优厚。有位老奶奶就幸福地回忆道，她丈夫当年在碧色寨当巡道工，一个月就能挣二三十块大洋（当时生活非常便宜，十多年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月薪也才八元）。不但用水免费，公司还提供免费住房。如果他家到外面租房子住，公司还提供租金，光一个月发的补贴就能在外头租住三个月。而另一位越南司机家竟然养了十个孩子，这是今日的工人阶级根本不敢梦想的。 　　被谋害至死的也有。开挖隧道，常需从悬崖上将腰上系了绳索的中国苦力放下，在悬崖上用大锤打炮眼。那工作非常危险也极度吃力，据说法国人悬了重赏，每敲一锤就给一元大洋。据一位被采访的老人说，有的越南工头（法国人使用越南人如英国人使用印度人一般，在中国都是颐指气使的高等人。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司机、高级技工等，开头只有越南人而无中国人）心特别黑，等着中国苦力打了十多锤，就割断绳索让那苦力摔得粉身碎骨，自己去冒名领赏。不过，这种事就算有，恐怕也不多。工人可能主要还是死于挖隧道、造桥等工程必有的危险性以及疾病。 　　实际上，在"解放后"30年内新修的铁道两侧，旅客照样能看见坟冢累累，说是一个枕木下缠绕着一条冤魂恐怕也不为过。区别只在于，在那影片上，我没有见到一座坟墓，更没有见到一座纪念碑。看来中国人的性命就是不值钱。当局在隆重庆祝滇越铁路通车100周年之时，或是考虑申报世界遗产之际，为何就是想不到为那些默默死去的被忘却的先民们立个纪念碑？ 　　先民的血汗并没有白流，滇越铁路通车，令边陲小城昆明从中世纪"跑步进入现代文明".随着火车而来的，是西门子公司出产的发电机组。 1910年，昆明石龙坝电站开工，1912年4月竣工发电。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就此诞生，距世界第一座水电站建立仅34年。当北京皇宫内的贵人们还在黑灯瞎火中"打黑摸"（川话）时，昆明的街道便已被法国来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 1917年，也是这条铁路运来了设备，昆明第一个自来水厂建立，该市人民在全国率先喝上了自来水。 　　铁道更改变了沿线的面貌，新的城镇在旦夕间冒了出来，其中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碧色寨（据说云南土话的意思是"臭虫寨"）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小香港".个旧迅速崛起为举世闻名的"锡都".省会昆明更是受益。自滇越铁路修通13年内，昆明开办了现代工厂55家，其中石龙坝水电站、云南亚细亚烟草公司、宣威火腿公司引进的机器设备、云南锡业公司的采、选、冶炼设备，均通过滇越铁路运来。 "于是，这方在中国原本封闭落后的土地，猛然间变成了我国工业文明的前沿". 　　铁路也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旦夕之间，昆明的市容突然变得摩登了。一幢幢洋房矗立起来，三四十家洋行和商号相继开张，市面上充斥着罐头、饼干、咖啡、香烟、香槟。人们抛弃传统的长袍马褂，改着西装革履，放弃打躬作揖，改为握手鞠躬。就连巴黎的时装与发型，也先于上海而在昆明出现。昆明人甚至采用了公斤代替了原来的老秤！ 　　法国人甚至为云南人带来了葡萄。据说该省过去并无此种水果，是法国教士或其他定居的法国人带来了种子，并在其房前屋后栽种。葡萄从此在云南的土地上生了根，甚至长成了野葡萄。当70年代农民最终从"以粮为纲"的重轭下解放出来后，他们才发现，当地的土质不适于栽种粮食，却特别适合栽种葡萄。这从此成了新时代农民的谋生之道。如今法国人留下来的葡萄成了酿酒的绝佳原料，有的品种如"玫瑰蜜"甚至在法国本地绝了种，于是用那葡萄酿出来的酒便成了世界上独有的品牌。

拒绝文明（三） 　　不能不说，刘锡鸿还是有远见卓识的。他预见到，随着铁路开通，洋人和洋货必然到处都是，"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这的确是滇越铁路通车后发生的事。不过被利诱的不是"村愚",而是过去誓死反对修路的士绅们。火车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哪怕是"义令智昏"的中国士绅也看得见。尤其是个旧锡矿因为引进了先进的采矿机械而产量剧增，输出就成了瓶颈。其中蕴藏的发财机会，连活佛见了都要跳墙，何况是清流假道学们？但士绅并未变成"带路党",却提出要自己掏钱修路，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书给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呈请修路的，正是过去反对修路的个旧矿主们。 　　不过，比起隔壁掀起"保路运动"、保到寸路毫无、直到"解放"时省内都没有一寸钢轨的四川人民来，云南人还是不错的，还真的靠自己集资修建了全国第一条、也是唯一的民办铁路--个碧石铁路。个碧石铁路公司之所以能在全国高标独调，说到做到，我看还是主事者比较干净，没像川汉铁路公司的经理们那样，贪污贪到铁路一寸未修，公司就已资不抵债。奇怪的是，国人喜欢拿丢丑当光荣，历史书上津津乐道那千古笑柄"保路（=保赃）运动",却无只言片语提到这条真正建成了的民办铁路，或许是怕引来学生问一声：后来呢，铁路保住了么？ 　　个碧石铁路呈T字型，由横直两条线组成。横线西起石屏，东向经鸡街，在碧色寨与滇越铁路交会；直线南起个旧，北上经蒙自在鸡街与横线相交。最初设计时，线路并不经过蒙自，但当年誓死反对铁路通过的蒙自人民这次却又不答应了，不惜掏出几十万银元，请铁路兜了个弯通过该县。碧色寨经鸡街至个旧长近73 公里。由鸡街经建水至石屏长104公里。总长177公里，1915年5月开工，1936年10月10日全线通车，历时21年5个月。是中国建筑时间最长的铁路，上面跑着的是全国最小也是最慢的火车，设计时速25公里，上坡时速仅10公里。 　　它之所以是全国最小的火车，是因为个碧石铁路的轨距只有60公分，人称"寸轨"（旧时将十公分称为一公寸）。比哈尔滨儿童公园的小火车与阿里山森林火车都小（两者轨距均为0.762米）。货车全长8米，宽1.6米，载重10吨；客车全长11.3米，宽1.65米，定额42人。乘客只能背靠车厢壁，对面而坐。据CCTV拍摄的《来自一九一零年的列车》介绍，公司总经理陈鹤亭之所以要选这个轨距，是生怕若采用与滇越铁路相同的轨距，就会让法国人霸占。这思路大概是：既然不接轨，法国人觉得抢走也没用，也就不会来恃强霸占了。 　　这一决策注定了个碧石铁路的厄运。寸轨火车不但运量只有米轨的一半，而且因自重太小，摇晃颠簸得非常厉害。据陈鹤亭的孙子说，坐那车如同骑马一般。线路标准也很低，设备十分落后。从个旧到鸡街一段，最大坡度为35%. ,最小曲率半径为65米。从个旧到鸡街大多是下坡，约一个半小时可到，返回则是上坡，牵引80吨货物需要近4个小时。由此出来个民谣："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马车快。" CCTV采访的一位当年的乘客说，火车走得如此之慢，以致乘客跳下去解个小便再上车也还来得及。更夸张的是，他还说，有个小脚老太带着的簸箕给风吹下了列车，她老人家毫不犹豫就跳下去，捡了起来又从容不迫爬上了车，云云。 　　更危险的是，车厢没有空气制动机，只有机车上有。从个旧出来后一路下坡，坡度还特别大。光靠机车上的刹车根本刹不住。此时司机就得鸣笛三声，车长闻声立即爬上车顶，把各个车厢的手闸关紧。如果车长忙不过来，司机就得爬上去帮忙。他们不像车长那样训练有素，视死如归，在车厢顶上跳来跳去，却只敢在上面爬行。由此又出来个民谣："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 当年的司机感喟地说，乘客的性命一半在司机手里，一半在车长手中。车长竟能决定旅客生死，也算是奇闻了。 　　此外，车钩也不是自动挂钩，而是原始的链子钩。车辆在分离时要把销子拿出来，等连接后又把销子穿好（顺便说一句，教科书上说，自动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此乃"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一类神话。那确实叫"詹氏挂钩",可惜是美国人伊利？汉尔顿？詹内在1873年发明的，其时他的同宗詹天佑才12岁）。 　　最糟糕的是，寸轨铁路与米轨铁路在碧色寨交会时并不能接轨，因此货物不能直接联运，而必须在碧色寨装卸--从小火车上搬到大火车上去，或是反过来。这虽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搬运工的工作机会，却毫无必要地提高了运输成本，也限制了运输流量。 1933年，全年货运量仅8.3万吨，月均只有6917吨。不过，据百度百科说，它的效益却非常好，1933年盈余达170多万元。我看那利润基本是运输锡锭、钨砂等创造的。守着个锡都，想不发财都难。只是据维基百科介绍，修建铁路的成本其实与轨距并无太大关系。如果它是米轨，肯定效益还要高得多。 　　或许就是为此，1969年，国家将从石屏到鸡街这一段铁路改成了米轨。 1990年，鸡个线停运。当年就是为了出售个旧出产的锡，矿主们才去发起建造铁路，如今个旧市却连通往外地的铁路都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发起者的受迫害妄想引来的惩罚。 　　1912年，铁道协会会刊曾登载这样一首诗："残贼何心种祸胎，敢挥玉斧弃朱崖；而今万里滇南道，汽笛呜呜伴鬼哀。"百年之后，这变态哀嚎仍然是主旋律。 CCTV拍摄的几部介绍滇越铁路的纪录片中，发言者仍然口口声声骂滇越铁路是"殖民铁路",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工具，等等，却无一人能说出那"残贼"种的到底是什么"祸胎".只有解说员曾在一个地方说道，滇越铁路通车后几年内，法国就从个旧"掠夺"了多少多少万吨锡，除此之外就什么罪行也开不出来了。 　　"掠夺"?敢情法国人是明火执仗地抢而不是买啊？为何这赤裸裸的抢劫犯罪既未引起国际舆论谴责，亦未引发当地民众反抗？既然是掠夺，为何受害人还要巴巴地集资修个碧线，好让个旧的锡能通过滇越铁路运出去？干出这种盗卖国宝的烂事的资本家，为何又不是与法帝沆瀣一气的卖国贼，却又成了开创民族工商业的先贤呢？ 　　其实如果将滇越铁路与东北的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南满铁路相对照，立即就能看出两者的本质区别，也就是"文明帝国主义"（英法）与"野蛮帝国主义" （俄国[含苏俄]、日本与德国）的区别。 　　俄国人当年在东北修建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以及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的确是为了侵吞中国的东北。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初二日，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铁轨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俄国有权用铁路免费运兵；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需之地，若官地则无偿征用，若民地则按时价付给；公司在铁路沿线享有独占的行政权和警察权。 　　请注意最后一条。沙俄政府利用它，制造出所谓"中东铁路附属地",把沿线两侧几十公里宽的地带都划进去，由俄国东省铁路公司行使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和驻军特权，形成比一般的租界规模与面积大到不可胜计的国中之国。其与租界的区别只在于，这片"附属地"是俄国人无偿霸占的，根本不存在"租金"一说。东省铁路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为沙皇亲自任命的俄军中将霍尔瓦特，拥有相当于类似俄国内总督大权。而中东铁路内部设置也如同政府，设有法律处、学务处、警务处、地亩处、商务部、对中国政权联络部等，实际上成了沙俄在东北的总督府。 　　越到后来，沙俄赤裸裸的侵略扩张就越发肆无忌惮。他们在东北的几个大城市及中东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设置司法机构，肆意拓展土地，并与吉林、黑龙江地方政府订立了伐木、采矿、航运等合同。中东铁路附属地成了标准的殖民地，由中东铁路局总揽一切大权，包括铁路经营管理、军、警、司法、行政、护路、土地管理、海关、交通、工矿、金融、宗教、卫生、文化、教育、邮政等等。一言以蔽之，中东铁路局相当于在19世纪以前实际统治印度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东北真正的统治者。 　　日俄战争后，俄国将长春到大连的支线（被日本人称为"南满铁路"）以及旅大等地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沿袭俄国人的作法，于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该株式会社除铁路运输外，还经营煤矿、钢铁、炼油、水运、汽车运输、电气等，并在铁路附属地内经营土地、房产和掌管行政。日本人在旅大以及"满铁附属地"的驻军，就是后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所谓"关东军". 　　滇越铁路是这样的么？它是一条纯粹的商业铁路而非殖民地。中法在1903年10月29日签订的《云南铁路章程》是纯粹的商业交易而非政治条约。它的主要规定是： 　　1） 河口至云南府，准许法国铁路公司修筑铁路。干线完成后，可展筑支线；铁路用地属官地者，由清政府无偿划拨，属民地者，由清政府购拨。 　　2） 中国地方官员为修筑铁路进行购料、招派、征地占房等有关事宜，要相助于法国。 　　3） 外国人违法犯罪由法国领事处理。 　　4） 中国地方官员负责保护铁路。 　　5） 修建开办铁路所需应用的机械物资一律免税进口。 　　6）中国政府于八十年期满时，以法国铁路公司历年帐目为凭据，若能抵偿铁路投资与股本利息，方可收回路权。 　　7） 万一中国与他国失和，遇有战事，该铁路不守局外之例，悉听中国调度。 　　请注意，它非但没有如中东铁路那样，把沿线两侧划为"附属地",而且还明确规定由中国地方官员负责保护铁路。法国人拥有的只是铁路的产权，除了领事裁判权外（在中国司法与国际接轨前，也无法要求法国人接受中国的刑讯），丝毫没有附带什么政治经济特权，还特地规定在战时铁路调度完全交给中方，由此保证了中国在抗战期间对它实行了军管。就连"干线修成后可展筑支线",后来也被中方赖掉了，否则作为其支线的个碧石铁路也不会是民办的。 　　诚然，在铁路兴修期间，因为受到爱国民众骚扰，法国一度派出军警守护。但此后经过中法双方会谈，法方就把治安管理权移交给中国。 1910年3月15日，中法会订《滇越铁路巡警章程》，正式成立滇越铁路路警督办署，将铁路置于管辖保护之下。因此，铁路通车不久，沿途治安就一直由中国负责。法国人更未趁机在云南驻军。建立把持了一切权力的国中之国。这与中东铁路完全是两回事。 　　滇越铁路的收回更与中东铁路难易迥异。尽管沙俄帝国主义早在1906年就丢掉了南满铁路以及旅大，而苏俄帝国主义早在1935年就把北满铁路卖给了满洲国，但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居然又把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此时合称"中长铁路"）以及旅顺当成"战利品"抢了回去，直到1952年年底才把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直到1955年，赫鲁晓夫才将旅顺归还给中国。 　　相比之下，1946年，尽管距原来条约规定的80年期满还有44年，国民政府就轻松收回了滇越铁路，所欠款项用"1940年以来因滇越铁路停运，海防封锁， （中方）所受之物资损失"折抵。不能不说，文明帝国主义就是比野蛮帝国主义通情达理到不可胜计。 　　所以，客观来看，滇越铁路确实是个纯商业投资行为。人们可以指责清廷在经济上吃了亏，但不能昧着良心，硬要说清廷在此事上"丧权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因为它跟今日引入外资进行基础建设毫无区别。中国既未丧失主权，也未丧失尊严。国人唯一可以引为耻辱的，也就只能是那铁路不是中国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建造的。 　　但若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时中国有那个本事么？有无技术队伍与设备不论，有那巨额资金么？腾笑千古的"保路运动"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闹剧只能说明一件事：爱国清流只有一腔热血，脑子是没有D,连在山区修建铁路当是何等规模的工程都不知道。 　　云南人虽然在后来还真修出了条铁路，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爱国志士都只知说大话兼搅屎，但有人也曾"老夫聊发爱国狂". 1905年，云南士绅12人联名上书云贵总督，请求自主修建滇缅铁路和昆明至四川宜宾的滇蜀铁路，成立滇蜀铁路公司，获得清政府批准后，即开始筹集股份。那结果自然是与"川汉铁路公司"与"粤汉铁路公司"一样，圈钱者捞够后不了了之。幸亏他们没能说动清廷将滇越铁路筑路权收回自办，否则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条铁路了。如果事情如此发生了，那又到底该是国耻，还是国光？ 　　百年后回首滇越铁路沧桑，令人感慨万端，首先是国人拒绝文明的决心之坚定，令后人错愕难解：为什么一条造福于中国、更直接造福于云南人的国际铁路的建成，竟然会让全省人民如丧考妣，痛不欲生？这种反常心态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至今还历久弥坚？ 　　其次是国人虽然世世代代为受迫害妄想所苦，但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他人尤其是异族的动机和心术的同时，却又认友为敌，认敌为友，"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除了一个袁世凯，当国者竟无一人能看出文明帝国主义与野蛮帝国主义的区别，看出列强中哪些真正是包藏祸心的匪类，哪些是可以平等互利的绅士。孙中山奋斗一生，都是在为烂污帝国主义打代理战争，先为黑龙会效命，后当苏俄帝国主义的马前卒，而就是这种真正的卖国贼，却成了伟大的爱国者！国人的脑袋，到底是出了什么超乎人类理解力的严重问题？ 　　最后则是为云南那短暂的辉煌长叹一口气。因为滇越铁路的修通，那个边远的内陆省份得以走向《河殇》呼唤的"蔚蓝色",以当时无与伦比的速度扑向大海，迎来了昙花一现的文化经济繁荣。随着那文明之窗被迅速关上，它又跌回瘴烟蛮雨的昏睡中，再度成了官府流放贼配军们的不毛之地。 1949年后，它能引动全国人民注意的，也就是那黑压压一片跪在泥地上的流放知青。不过，这其实不只是一省的悲剧，与上海遭受的跌落比起来，云南的遭遇还真算不了什么。（全文完）看英国人如何惩治"洋义和团" 2012-10-03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从缅甸进入云南，在腾越地区与四名随从被当地人杀死。马嘉理的首级被挂在曼允城墙上。为此，清廷在次年派出郭嵩焘为钦差正使、刘锡鸿为钦差副使的使团，前往英国道歉通好，并留驻英国，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及副公使。若除去由美国人蒲安臣1869年率领的使团不计，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吧。在当时的人看来，出使外国比叛国投敌还糟糕，乃是将灵魂卖给魔鬼。当时的爱国志士曾撰联一首刺之曰：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对联水平之高，不是如今那些对国学一窍不通的爱国志士能望其项背的。上下联都用了典。上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引自《孟子》，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则是引用《论语》。其对仗之工，文思之巧，叹观止矣。例如两个成语中间的第三第四字都重出（"乎其"在同一位置两见，"能事"亦如此），使得对仗极为工稳，而又极富讽刺意味。孔子说的"事鬼".本指祭祀鬼神，却被此联作者用来指洋鬼子，将郭嵩焘诬蔑为不见容于尧舜之世，只能抛弃父母之邦，将灵魂卖给番邦魔鬼的奸贼。凡此种种，非对国学经典极度熟悉者莫办。可惜中国人也就只能在这类文字游戏上显示聪明才智。 　　郭嵩焘出国后，将见闻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国内刊行。因为该书敢于承认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英国的士人比中国的更有才学，引起轩然大波。该书不但被毁版，郭还因此遭受弹劾，不得不辞职还乡。到了湖南后，长沙人民还满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称为"揭帖",是所谓"清议",亦即由士绅操控的舆论，威力极为强大），长沙、善化两县人民还阻其入境，开"卖国贼"陆宗舆、章宗祥被家乡父老开除籍贯之先河。 　　却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带去了一位翻译张德彝。这位张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外语学院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此前就已到过欧洲三次，其中有一次是作蒲安臣使团的随员。此后又出国四次，官至驻英大使。死后有人挽之曰： 　　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着述连篇累续，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比起上面那副来，这对联写得真差劲。不过由此可见，张德彝与郭嵩焘的毁誉判然而别。正因为如此，该同志的见识与郭嵩焘自然也就判若云泥。今人读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仍不得不惊叹其见识之超前，在短期内即能洞见西洋文明乃至民主制度的优点，无怪乎要在国内变成千夫所指。而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则专记琐事，读来味同嚼蜡。 　　这也难怪，翻译出身的外交官，能有什么水平？京师同文馆与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差不多，只教外语，国际法乃至起码的社科常识是不教的，要不怎么会出李肇星那种外国无、中国有的尤物？这张德彝大概比李大牙还有点学问，起码人家的国学水平不是李肇星可以梦见的。例如他在伦敦初见大雾，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日戊戌早，大雾沉沉。内藏毒气薰蒸。按《博物志》内载：冒雾行三人，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无恙者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焉。凡冒雾出行，必先饮数杯，酒气上蒸以敌雾气，理或然也。以告同人，咸以为是。"这是什么意思涅？他见到大雾，以为是瘴烟蛮雨，中人立毙，于是赶紧查书，在晋朝人张华写的志怪小说《博物志》中看到，有三个人冒着雾气出行，一人无恙，一人生病，一人被毒死了，无恙者出门前喝过酒，生病者吃过饭，而死者空腹。因此，若要冒着毒雾出门，必须先饮酒数杯，酒气涌上来就能敌住外面的毒雾。他告诉同伴，大家都以为然。 　　今天的人看来都觉得荒诞不经，但那是因为鬼子给咱们带来了教育。过去的私塾书院只教四书五经，相当于后世的政治课，与传授智识无缘，既不教小学的算术、自然、地理等科目，更不教中学的数理化生，这些都是后来才引入的洋货。同文馆教的也就只是外文而已，懂了外文，依然是李肇星那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科盲。具有这种知识储备的同志，遇到未见过的自然现象，当然只能去查阅中国的《山海经》、《博物志》一类"学术专着".得出那科学结论来毫不足奇。 　　他在游记中介绍的某些英国风俗我也闻所未闻： 　　"外国虽不论地理风水，而间有忌讳者。如英俗与人同席戒递盐。因数百年前有主仆共桌而食，主欲用盐，皆仆人递也。又小儿出门有忘物回取者，禁其入门，父母必亲为送之。其意不欲半途而废也。"但早在19世纪，英国保护动物就做得相当严格了。据他介绍： 　　"伦敦之保养牲口会约定不得加力鞭马，一马应拽若干斤不得逾其数；马有疾即须疗，不得再用。倘有不遵，一经巡捕查出，定即执讯受罚。"这倒不是上面说的那些靠不住的英国习俗，盖他的上司副公使刘锡鸿也有类似记述，说郭嵩焘与他乘车外出，要车夫鞭马，车夫却拒绝了，说那为法律禁止。 　　不过，张德彝的游记虽然无聊，却也记述了某些趣事，其中洋人如何惩治"洋义和团"的轶事颇有意思。 　　第一次是他们在赴英途中船上遇到的风波。有个英国人名叫赖尼，在香港上船后就嫌华人"污秽嘈杂，令人寝食不安".当天晚餐时，竟然不准华人往来（估计是不准华人进出餐厅），"违者以面包击之".仆役告诉英国译员马清臣（又名马格理，也是使团随员）。马格理去向他交涉，他解释了发火的原因，并质问马格理为何多管闲事。马说，我是中国公使的翻译，岂能不问？那人"怒出恶声",马格理就向船主告状。船主责之曰："同船共济，不分中外。如再不悛，到亚丁时送汝登岸可也。"警告他不许在船上搞种族歧视，若是怙恶不悛，船到了亚丁港，就要把他赶下船去。 　　其实华人"污秽嘈杂，令人寝食不安"之说，并非厚诬之词，而是代代相传的优秀民族传统。据着名戏剧家齐如山先生说，光绪末年，他将二十多名华工经西伯利亚大铁路送到法国巴黎去，沿途根本不敢带他们到车站饭店去吃饭。他开头也曾带了一两个人去试试看能不能吃，但"他们一吃饭，是'特儿喽、特儿喽'的山响，刀叉池响的更凶",而且吃得特别多。于是齐如山只好为他们买食物，让他们在车上吃。即使如此，他也觉得很狼狈，因为"每人每顿约吃五个两头尖的俄国面包。共二十余人，每天一顿点心两顿饭，约须买两百多个面包，一次买这许多，固然不容易，且也怕人看着可笑，于是设法零买，每站买若干，然而同车的乘客无不笑者，问我，你们怎么吃这么多？"这也罢了，最让他觉得丢脸的是同胞的卫生习惯："最伤脑筋的是大便。北方乡间，绝对不会坐着大便，尤其没见过外国的抽水马桶，都是蹲在上头，火车又摇动，拉的各处都是屎，还得替他们擦洗，便桶里的水，只能洗里边，且水亦无多，每到大站，总要打水，好在自己有大水壶，一次，我告诉大家必须留神，以免贻笑于人。一工人曰：'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你这句话，你自以为很有理，可是由此更可知道，你对世界上的事情，是一毫不知。西洋人大便，有坐着的习惯，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把大便拉到外边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而有这种毛病，你说他们不知道，其实果能知道是谁拉的还好，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干的，那是你一个人丢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要说是中国人拉的，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跟着你丢人，再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说是中国人，那就全国都跟着我们丢人。'"今天的国人当然不会再蹲在马桶上了，但优良传统仍然保留了不少，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自不必论，在旅馆、饭馆的举止也不敢恭维。前些天芦太的髪小去欧洲"深度游",回来后满腹牢骚，在电话里跟她说，在国外根本无法吃饱，全靠带出去的咸菜就着街上买来的食物充饥。据说在酒店里吃自助餐，同行的游客一筷子下去，二三十片bacon就没有了，桌上的水果也被他人张开提包，兜底倒入。即使不是自助餐，也绝对抢不过同桌的游客，云云。总而言之，还是老明那句话："富倒是富了，就是有点贼样。"前段香港人民举行反华示威，高呼"中国人滚回中国去",我看也就是这优秀的民族传统引来的自然反弹。 　　另外一桩种族歧视案件则闹上了法庭。公使团租下了Portland Place 45号，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使馆，估计也就是孙文所谓"伦敦蒙难"时被囚禁的场所（至今中国使馆仍在那条街，但门牌号码不同。45号现在是肯尼亚使馆。也不知道是门牌号码更动过，还是使馆搬了家），租金每月105镑，合库平银367两5钱，还挺贵的。但估计物有所值，盖据张的描述，"楼四层，每层间数不等，间间整洁，器皿齐备，帘帐陈设，床榻炉灶，虽朴素，甚为壮观。"某日，使馆的仆役阿毛与阎喜入市采买，"途次忽遇一醉者，以肱戏击阿毛之头，帽既落而身亦跌。阿毛误疑阎喜，势将用武。有四行人将醉者捉来，即令巡捕扭送官厅禁锢"--阿毛被醉鬼打倒在地，怀疑是同伴恶作剧，正要与之动武，过路的英国鬼子把那醉汉抓住，交给警察，送到警察局关了起来。 　　次日，马格理带着阿毛和阎喜到"美尔衙门"对质。张德彝解释说："美尔者，乡长也。英例：地方公事，皆乡长治之。"所谓"美尔",应该是mayor,是市长而非乡长（英国好像也没有什么乡长） .但市长并不管司法审判，审理此类轻罪的是Magistrate's court,现译为"治安法院"或"裁判法院",不实行陪审团制，由一名至三名法官裁决。那抓捕醉汉的四位过路人也到庭作证。 　　醉汉说，他是喝糊涂了，因而"误打华人".阿毛、阎喜与那四位过路人都说，阿毛此前并未招惹那醉汉。此时法官遇到一个有趣的难题：鬼子法庭上但凡听取证词，都要令证人手按《圣经》起誓。完成了这个手续后，法庭才具备了追究证人可能犯下的伪证罪的资格。但中国并无此种习惯。于是法官翻了半天各国律例，说，根据中国法律，证人应该手持一个瓷盘跪在地上，以手指天，表白自己说的是真话，然后再把瓷盘扔在地上打碎，再发誓说：若我说了谎，12个小时后就会受到报应，就跟这瓷盘的遭遇一样。 　　使馆翻译马格理是在华居住多年的中国通，知道中国并没有这种法律。但他说，这虽非中国法律，也不妨服从。于是就叫阿毛和阎喜跪在地上发了誓。法官判道，案犯名叫布里，46岁，铁匠。中国公使刚刚才驾到几天，他就敢乱来，理应从重惩处，罚他监禁四个月，以警将来，同时还要登报，让公众都协同保护使馆的随从人等。 　　马格理觉得处理还比较公道，于是就酬谢了那四个过路人，每人给了一个银元，带着阿毛等人回来了。郭嵩焘为此照会英国外交部，代那醉汉说情，"请以其醉戏宽之",却被法官拒绝了。 　　看了这段逸事，不由得想起了在拳乱中被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与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老芦才疏学浅，不知道使馆的仆役是否也享受外交豁免权，但克林德与衫山彬则绝对享有豁免权。 "戏击"了中国使团仆役的头的英国醉汉被本国同胞扭送警察局，蹲了四个月的监狱，而杀害了外交官员的中国好汉却成了民族英雄。这种相反的道德观与法律观，是否证明了"华尊夷卑",中华文明高于西方文明，而中国特有的价值观高于普世价值观？

近日，川普坚定了格林兰岛的需求。针对欧盟10个国家派遣士兵保卫格林兰岛的闹剧，毫不犹豫的发出了第一个通牒，关税制裁！ 映像中，这是美欧首次产生这么大分歧和纠纷。整个欧盟和北约盟国中，大多数纷纷指责川普的霸道行径。目前能看到的只有意大利对此表态无意与美产生分歧。梅罗妮真是意大利人民的幸运星，完全不理会愚蠢的左派疯狂的举动，坚定的站到了右派阵营中。虽然意大利的非移问题也非常严重，上一次梅罗妮的驱逐政策就受到了巨大阻力。意大利至少已经意识到了巨大的危机，民众能选出梅罗妮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至于英法德已经无力置评。它们还沉浸在大世界大欧洲的幻梦中。这件事必将产生巨大的后果，北约内部的裂痕一旦出现，就会扩大甚至分崩离析。目前的美国承担了北约90%以上的事务，分歧产生美国会不会退群？毕竟没人愿意当冤大头。 如果退群了，欧洲会不会爆发大战？有大帝想法的可不只是普丁，还有很多野心家都可以炮制许多国仇家恨借机独揽大权。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轮回。人类就是情绪控制的动物，清醒理智的永远是少数。未来的百年将是动荡的世界，希望我的想法是错的。太多愿做太平犬的会不高兴的。

赶快打，不打就是龟孙子养的！

天堂是所有人类向往的终极幸福之地。他们憧憬着天堂里只有快乐，没有悲伤。食物无比丰盛，衣着无比华美，住的全是殿堂。没有衰老、病痛、没有烦恼、忧愁。应该也没有不公、邪恶、欺骗和舞弊。这种地方充斥了人类能想出的一切美好事物。人们将在那里永生。 不论肤色、地域、种族，几乎所有的人类的传说中，都有这样一个未来的，死后世界。就算在宣称轮回的佛教里，也有一个“极乐世界”提供给最虔诚的成佛候选人。 这种状态会不会存在物质世界呢？个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时间这个东西现在被看成一个维度，我的理解就是衡量运动的必须参数。只有存在时间，才会有运动产生。反过来说，只要运动存在，时间就必然伴随。一旦有运动，就不存在不朽的事物。运动必须有能量差，能量差使得物质变得不稳定，不稳定了就不存在不朽了。 所以这个天堂只能存在于意识世界中，或者说是幻想世界中。实物的世界不可能存在这种环境，只有时间的消失，或者停止才能近似达成其中的某些东西。例如，一幅画。它可以描绘尽可能多的美好事物在画卷里，所有的东西都不会消失。你能够想象出的全部都可以画上去，它们已经近似永恒了。直到画承载的基质朽坏，这个世界才会走到尽头。但“意识”是不是物质呢？好像这就跳到了哲学的层面，通常都是没有结论的东西。 也可以作另一种设想，时间是存在的，但是循环的。就像一部电影那样，从头至尾循环起来。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得到确保承载基质的寿命。 那再回到开头的天堂，那是不是造物主为我们摄制好的一段影片，进入它的时候就开始无穷的循环播放？同样，地狱也是一段预制好的影片吗？甚至，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就是一个巨大的预制影片呢？ 当然这点感想我最在意还是关于时间的界定。那几乎是无法反驳的概念，虽然我无法用数学公式去证明。但我坚信这就是时间的本来面目。

由于各种原因，大半年时间没有在nostr露面了。好像活跃的人还是那几个😄😄😄，先打个招呼吧。

拒绝文明（二） 　　滇越铁路也为文化落后的云南打开了文化之窗。法国人在昆明开办了医院与教会学校，而昆明人首次有了接受西方先进教育乃至出国留学的机会。它甚至促进了云南与上海乃至首都的文化联系。过去云南与内地的连接只能靠马帮路。中国最后一个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是云南人。他当年赴京赶考，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多月，后来他奉旨准假还乡，从海路经滇越铁路还乡，只花了十多天，于是赋打油诗一首： 　　"新生事物多责难，说三道四两极反，人间谁说无前例，列车尽头见曙光。"此乃文献片《滇越铁路叙沧桑》上介绍的。我怀疑这诗为现代文盲伪造，与伪造所谓《大顺文档》的文笔如出一辙（关于所谓"大顺文档",我也是从CCTV的纪实台播放的视频上看来的，那些伪造文书准备在《青山处处埋闯贼》中介绍）。须知"新生事物"、"列车"之类的词都不可能为那阵的人使用，更何况那打油诗连韵都不押，遑论起码的格律。虽然袁嘉谷来自文化落后的云南，人家毕竟是个状元，总不至于连词章小道都不懂吧）。 　　诗作真伪不论，袁嘉谷走的路从此成了云南人进京的近道。自铁路修成后，云南人要出省，必须先出国：先坐车到海防，换乘轮船直达香港或上海，再从那儿去广州或进京，比境内毫无铁路、公路的四川、贵州方便多了。 　　过去我在四川时就悟出，历史上四川的文化之所以在西南数省中是最先进的，不但远远超过云贵，而且胜过两广（广东是英国人来后才发达起来的，原来也是瘴烟蛮雨的化外之地），完全是沾了长江水道的光，使得三苏能"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轻而易举地到达文化发达的中原。如今滇越铁路也起到了类似的文化通道的作用。如果说没有长江，就不会有三苏，则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没有滇越铁路那文化通道，也就不会有"人民音乐家聂耳"--那云南土人就是经滇越铁路到海防，再坐船到上海，从此发迹的。 　　然而尽管滇越铁路给云南人民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英雄的云南人民仍然像先进地区的人民一样，奋起反抗抵制西方文明的入侵，为祖国在近现代史上拒绝文明的壮丽史诗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滇越铁路当初选的是西线，经蒙自、建水、通海、玉溪到达昆明，也就是今年才铺通的玉溪-蒙自铁路走的路线。这条线路把当时云南的繁华富庶地区联在一起，铁路修成后，将极大地促进这些地域的发展。但当法国人在蒙自开始测量时，1899年6月20日，蒙自大屯杨家寨的杨自元便邀集锡矿工人及附近村民数千人，夜袭蒙自县城，火烧洋关税司，迫使法国勘测铁路的人员撤回越南。 　　1903年阴历5月间，正当滇越铁路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时，据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起义"的周云祥"起义"爆发。不幸的是，论阶级成份，此人属于"解放"后官府在"镇反运动"中首先镇压的"把头"或"工贼",因为他不是工人，而是个旧锡矿的一个保查队长。正因为他是与矿主勾结的狗腿子，起来造反才不愁没有饷源。 　　话说个旧锡矿有个矿主叫朱渭卿。此人是当地巨富，跟今日那些富可敌国的煤矿主一般。听说法国人要修铁路，他以为鬼子要来抢劫他的万贯家产了，于是便出资煽惑这周把头起来闹事。云南虽然落后，士绅们还是精通"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义和团扶清灭洋"那一套"使憨狗咬石狮子"国术的。这国术在张天翼的经典小说《清明时节》里有过生动描述，其实也就是《水浒传》上金眼彪施恩以小恩小惠收买武松去替他报仇雪恨的老招数。 　　拿着主子给的无量金钱，周云祥组织了将近两千多人，打败了矿上的官军。在这之前，因蒙自抗法修路，清廷派兵镇压，个旧城空虚，周云祥便乘机带领暴民占领了个旧城，接着又占领了蒙自，砸了海关、烧了洋行，并喊出了"阻洋占厂，阻洋修路，抗官仇洋"的响亮口号，号召部下打到临安府去（根据百度百科，这"临安府"可不是南宋的首都，似在今云南建水县）。清廷调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周云祥被押到昆明斩首示众，首级挂在昆明城墙上。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作为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首次反帝、反封建运动而载入史册",CCTV如是说。 　　这次斗争当然是伟大的。勿过，鬼子尊重私人产权。 "阻洋占厂"乃是朱渭卿的杞忧，其实也就是至今未愈的国症，在心理学上唤作"PPD"（paranoia personality disorder），用俗话说就是"受迫害狂",其主要症状是从来不相信世上有"善意"、"双赢"、"互利"这些事，自己乃是全世界"敌对势力"串通一气谋害的对象。当年我大清第一位驻英副公使刘锡鸿曾把这心态表述得很好： 　　"英公使威妥玛在都初相见时，辄言政在养民，当以开煤铁矿、创造铁路为中国目前急务。此次由天津南下，同舟洋人立论，亦专主于此。余以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之说晓之。伊辈辩论往返，疏不惮烦。初不知其何乐于中国之富强，而进言恳切若此？"这意思是说，他当初在首都首次见到英国公使威妥玛时，威妥玛就跟他说，为政首在养民，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采煤矿、铁矿，建造铁路。这次他奉使乘船从天津南下时，同船的洋人又跟他说这些。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国教是讲究道德原则而不追求物质利益，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方便百姓而不是烦扰百姓。可那些人听了这圣贤之道后还不罢休，还要跟他没完没了地辩论下去。他以讽刺的口吻问道：真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如此乐于见到中国的富强，而恳切进言到了这个地步啊！ 　　不得不承认这推理毫无逻辑错误，极为雄辩有力：敌对势力是绝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富强的。因此，他们以富强来引诱中国，必是包藏祸心，只有白痴才看不出这点来而上当受骗。所以，开煤铁矿、修铁路等等，必是鬼子灭亡中国的毒计。 　　这刘锡鸿并非白痴，其观察力与理解力都非常敏锐，悟性也堪称一流。他到了英国后，亲自乘坐了列车，惊叹道： 　　"乘车眺望，遥见其下行人如织，街市闾巷渺若重渊，几疑其穴地为之，而不知身在桥上也。又或高凌宝塔之尖，俯拾帆樯之顶。初至其地，骇心惊目，无非异观。闻人言，南至海口，北至苏葛兰（苏格兰），铁路共数十道。每行百里，人纳车价仅一息零（先令，英国零钱单位，现已废除），较之未有火车时，省费数倍。" 他更惊叹火车旅行之快，声称那是"缩地术". 　　不仅如此，他还见识了伦敦地铁与泰晤士河的河底隧道，参观过电报、电气等科学演示，考察过兵工厂、书报印刷所，并系统考察了英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而且，此人悟性相当之高，一个中古时代走出来的原始人，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绝对不懂通分约分，遑论分解因式，却竟能理解莫尔斯电码的原理、伏打电池的工作原理，乃至炮膛内的来福线的作用，等等。更重要的是，经过亲身体验，他终于发现"英人知礼","英人爱重中国",并几次接见了为中国打抱不平、抗议英国欺负中国、要求英国政府禁止鸦片的民间游说团体，并终于悟出英国人对中国其实并无领土野心，只是想和中国做生意而已。 　　但即使在PPD（受迫害妄想）被驱散后，刘锡鸿仍然是个坚决抵制文明的民族英雄。回国后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声称： "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他最担心的还是："火车既行……则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会变成"带路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周云祥及其主子朱渭卿与刘锡鸿身份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坚决抵抗西洋文明入侵的民族英雄。周云祥慷慨就义的同时，朱渭卿作为"起义军的经济支柱"被清廷通缉，其家产被查封。他逃到日本，参加了兴中会。 1908年受革命乱党派遣，回云南组织革命。在辛亥兵变发生后不久，他在建水组织了"临安起义".起义成功后，云南军政府授予朱渭卿中将衔，并发还被清廷查封的全部家产。 　　据CCTV解说词："周云祥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民心所向，给朝廷和法国人增加了压力，滇越铁路被迫改线。"确实如此，法国人被迫将铁路线改成了后来走的东线，蓄意避开人烟密集之地，专在深山老林里偷偷摸摸地穿行，因而成全了世界上第三工程奇迹。 　　只是百年之后，中国政府因为滇越铁路轨距只有1米（因而称为"米轨",而国际标准轨距是1.435米，称为"准轨"），运输量不能满足目前需要，改建准轨铁路取代之。新建的玉蒙铁路走的就是法国人当初选的那条线。老芦迟钝，还真是无法理解：靠人民战争逼迫法国鬼子改线，究竟能算是毛泽东思想的什么伟大胜利？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达到"阻洋修路"的崇高革命目标，当滇越铁路终于在1910年3月31日正式通车那天，云南讲武堂特地放假一天，师生齐集车站，强烈抗议那空前国耻。当插着大清黄龙旗与法国三色旗的列车缓缓进站时，师生们顿时个个如同死了老子娘，齐放悲声。这些人与蔡锷渊源颇深。几年后他们还在蔡锷领导下，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但若是没有那国耻，则蔡松坡、李烈钧等人也就无法取道越南秘密回滇，那么，历史上有无"护国战争"还是个问题。 　　蔡锷能否逃到云南去搅屎倒也无足轻重，但如果没有滇越铁路，抗日战争恐怕就无法打赢了。从1937年到1940年6月，它成了为中国输血的大动脉，无数军火、设备和其他物资，都是通过它源源输入中国的。它同时也成了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的途径之一。在此期间，有168家企业经过该铁路内迁，该线一共输送了物质130万吨，人员近千万。大批文化人也经过该线逃到大后方，其中包括钱穆，费孝通，冰心，冯至，陈省身，华罗庚，周培源，严济慈，王守竞，李苦禅，潘天寿……等等。 　　所以，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起义成功，后来的历史要改写也未可知。这或许就是上至CCTV,下到云南"史学界"人士至今还在鼓吹"阻洋修路"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