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利：一种生活需要的聪明》 与人交往久了，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势利的。但这并非人性的堕落，而是一种生活的聪明。 人活着并不难，难的是“活得好”。哪怕今日科技昌明、物质丰裕，真正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的人依然不多。因为在竞争加剧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迫学习一种“生存的技艺”——而势利，正是其中之一。 势利的背后，是一种现实理性。它让人具备三种功能： 第一，筛选功能。 势利帮助人迅速识别谁值得接近、谁不必耗费情感，从而节约精力； 第二，向上功能。 势利使人懂得追随优势资源，寻求更高的平台，以便改善处境； 第三，节约功能。 它让人在人际交往的复杂局中，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因此，势利并非全然可耻。它只是人类在加速度社会中的一种适应策略，是人性在压力下展现的精明。 当然，若势利失去了分寸，滑向卑鄙与功利，那便不再是聪明，而成了灵魂的贫乏。 真正的聪明，不是彻底抛弃势利，而是学会在势利与良知之间，找到平衡。

舆论的错位良知——也看郑智化事件 郑智化吐槽深圳机场对残疾人不友好，起初舆论一片支持，但很快风向反转，批评、嘲讽接踵而至。 唉！这就是我们的言论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网络现实。不夸大其词，无人理睬；夸大其词，又被指责“言过其实”。于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在公共场域表达真实的关切。 在一个公民意识尚未成熟的社会里，舆论常常执着于表象，而忽略问题的核心。郑智化的情绪化发声，确有夸张之处，这是事实；但社会公共设施普遍缺乏对残疾人的关怀，这同样也是事实。遗憾的是，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前一个事实上，对后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却选择了回避。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舆论的“良知”——要求公众人物必须言之有据，不得夸大。但这种良知却被错位使用，变成了掩盖真正问题的遮羞布。当人们忙于追责“言辞不当”，他们也在不自觉地回避现实的冷漠与制度的缺陷。 郑智化的错误，也许仅在于他相信这个社会仍有理性讨论的空间。然而他遭遇的，不是对事实的辩驳，而是一场情绪性的围攻。 一个社会如果连表达的勇气都被讥笑、连情绪的呼喊都被惩罚，那么沉默就将成为新的安全。真正令人悲哀的，不是郑智化的“失言”，而是我们共同失去了倾听与思考的能力。

人活着需要幻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对自我的幻觉，没有这种幻觉，人将失去生存的动力。 阿q就证明了这种幻觉，对人性自我的意义，尽管最后是一场悲剧。 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人类的物质文化创造，都是基于这种幻觉。 像愚公，如果他没有这种幻觉，他无法想象自己能移山。 我们活着，很多时候，动力就来自这种对自我的幻觉。 有的人说，我们要认清真实的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我的幻觉。 人都是有限性的生存，谁能认清真实的自己？没有的。 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在于他认不清自己。认不清自己，才匍匐在大自然和诸神的脚下；认不清自己，才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鲁迅是在批评阿q吗？其实，鲁迅是通过阿q，在质疑一个不能允许人勇于肯定自己的时代。 任何对幻觉的拒斥，最终都是灾难。人活着需要幻觉。幻觉，正是人类对虚无的抵抗。

人之伟大在能变换性情 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不断改变或者说调整自己的性情，以适应这个社会。 中间虽然有很多撕裂、纠葛和痛苦，但最终都在不断地改变。 事实上，一个人活着很难不违背自己的心意，自己意愿。 我们人或许就是这样的动物，为了适应环境，不断地改变着自己。 动物也在不断地改变，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但动物的改变，却需要上千年的演化，人就不一样，人只需要不断给本心施压，压制本我，就可以很快实现这种变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对动物或许是真理，但对人却不是。这句话太强调，环境对其作用对象的改变，却忽略了对象本身的主动因应。 人能够主动的适应环境，动物却不能。错过了南飞的燕子，会被冻死在过早到来的寒冬，但人不会。 面对环境的挑战，人会主动出击，但动物只能被动淘汰。 一个物种出现，却又灭绝，人类一旦出现，就会成为永恒。 并不是说大自然无力作用于人类的身体，而是人类还有心理因应上的对大自然挑战的应对。这是人从其社会中，学到的本领。 动物也会结成群，但不能产生社会，人就能。人有社会，让人类面对自然更加从容。 但最终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社会远比自然复杂，应对自然需要身体上的改变，但应对社会，却需要整个人自身的改变，尤其是心理上的自我调整、性情上的自我转变。 人说过来说过去，是一个社会性存在，而作为社会性存在 ，归根结底人是一个心理存在：人就是他的性情。 人能变换性情，让人超出动物，拥有了更加复杂完善的应对自然的机制。这就是人的伟大。

人能不能走出他的有限性？ 人能不能走出他的有限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人能走出；一种是人不能走出。 人能走出，证据是符号知识世界的永恒性。 人不能走出，证据在于任何符号知识的世界都带有它自身的局限。 其实，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即使知识世界是永恒的，呈现出一种理性。但这种理性，对于任何后来的人类来说，都是局限性。 知识世界本身的历史性，它作为时间性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人不能走出，至少处在这个当下历史时刻的人是不能走出。 这让我想到普朗克的一个观点，他说：一个新的理论之所以战胜旧的理论，不是因为它更有说服力，被普遍接受，而是信守旧理论的人，都死绝了。 普朗克的话，话糙理不糙。人终究是有局限的，不可能走出他与生俱来的有限。超越有限的是不同的新一批的人类，而他们同样重复着被他们超越的人的命运。

也说钻营 钻营很多时候，是贬义词。但在这里，我想作褒义的使用。 钻营，一是代表着一种上进心；二是代表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三是代表着一种勇毅刚猛的精神。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容易小富即安、得过且过，贪图安逸；二容易稍微遇到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就泄气，就认输。 可你见过哪个真正善于钻营的人，沾染过这些惰性与懈怠？几乎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把别人的奋斗、别人的隐忍，误以为是“削尖脑袋”的钻营。其实，那不过是我们在对镜自照时，为自己的人生遗憾寻找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托辞。 钻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一种对人生的怯懦与退缩的态度。

人年龄大了后，在虚无感陡增的同时，也变得对一切都很淡然。 年轻时，渴望成功，却一直失败，整个人陷进痛苦。 年龄大了后，更失败了，反而多了几分释然、淡泊。 或许，真正能给一个人带来改变的，不是阅历，也不是学识，更不是思考，而是年纪。 年纪、年龄才真正改变一个人。

人性可怖，但人仍可爱 人性往往是割裂的。一个好人，也可能在某些角落里隐藏着肮脏与阴暗，甚至低于我们所能接受的道德底线。 有时候想想，人性真是可怕。 它既能让人高尚，也能让人堕落；既能成就文明，也能毁灭善良。 因此，不必盲目肯定人性。人性是经不起细察的。然而，不去肯定人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每一个人。 人，是复杂的存在。一个人在人性中可能有阴影，但他在生活里，仍可能温暖他人。我们可以对人性失望，但对人，不该失望。 真正让我们绝望的，是那种人性中的黑暗；但支撑我们活下去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那一丝明亮。 一个人的人性或许不完美，但他这个人，依然可能是善良的、值得信任的。 人性可以丑陋，但人，总值得怀抱希望。 人性确实割裂，而人，终究单纯。 让我们动摇的，是人性；让我们相信的，是人。人≠人性。

观《怪物：艾德·盖恩的故事》 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一股只属于自己的疯狂。不同的是，有的人选择压抑，将这份狂热隐藏在礼貌与秩序的外衣之下；而有的人，则选择表达，让这种力量直接冲撞社会的边界。前一种人完成了自我社会化，成为“无害”的社会成员；后一种人，则往往与社会渐行渐远，被塑造成“异类”，甚至“怪物”。 艾德·盖恩的故事，便是这种极端情形的缩影。他之所以堕入黑暗，一方面源于母亲的强势与控制，另一方面也来自他自身的选择。他一生都未能摆脱母亲的精神桎梏，心理上始终未曾剪断那条无形的“脐带”。这种依附，成为他封闭而危险的舒适区。 他一次次的杀戮与对尸体的亵渎，并非单纯的暴力行为，而是对母亲的扭曲召唤。在这种病态的联结中，他试图以极端方式重建与母亲的精神纽带。而他之所以彻底脱离社会的秩序，也正在于这种联结无法被他人、被世界所共享。 影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隐喻：一个人若始终被单一的“中心”所支配，像树木一样只能向上生长，那么他就难以与外界的多元根系相连。唯有当一个人能够像块状结构那样，自由延展、交织、交错，才有可能实现与社会的丰富联结，并在异质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艾德·盖恩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摆脱“树状思维”——这种单线、单根、封闭的精神模式，使他失去了横向生长、接纳他者的可能。而现实中的人生，注定要遭遇多种“根茎”：不同的人、价值、经验与可能。你无法摧毁它们，只能选择包容与共存。 母亲属于过去，而人生必须面向未来。这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命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谁能尽早从树状思维迈向块状思维，谁就能在多元与复杂的社会中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艾德·盖恩未能完成这一转变，最终成为社会无法容纳的“怪物”。而怪物，终将被社会所清除。

尼采、瓦格纳与当代音乐的病态 写于2019-5-30 23:03   对于尼采而言，瓦格纳曾是他生命中最深的幻觉。1872年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几乎将瓦格纳当作“希腊精神在德国的新生”来赞美。他相信，在瓦格纳的音乐中，潜藏着一种与古希腊悲剧相通的力量：酒神的狂放与日神的秩序的再度结合。 然而，十五年后，尼采终于痛下决心，与瓦格纳决裂。1887年的《偶像的黄昏》里，他对瓦格纳进行了全面清算。这不仅是对一个艺术家的批判，更是对自己曾经的幻觉与迷醉的刮骨疗毒。尼采直言，瓦格纳不过是一个“半瓶子醋的音乐家”，他的音乐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统一其中所释放的力量，缺乏真正的风格（《尼采全集》第十三卷，第163页）。 尼采敏锐地指出，瓦格纳的成功并不源自艺术的真诚，而在于迎合了时代的病症。这个时代需要病态，需要残酷，也需要虚伪的无辜与自我装傻。瓦格纳恰好满足了这些需要。他的歌剧以震撼的音响、极端的情感、夸张的舞台效果，带来了集体性的沉沦，而非个体的觉醒。换言之，瓦格纳音乐的力量，是制造幻觉的力量，而不是唤醒生命的力量。 这不正是我们当下音乐文化的写照吗？今天的流行歌曲，往往追求的是旋律的轻快与包装的绚丽，而非触及灵魂的真切震动。我们很少再听到像 Beyond 这样的歌曲，去歌颂《农民》与《大地》，去唱出《光辉岁月》的坚韧与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短暂的流行热曲，它们以所谓“清纯”“青春”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耳朵，带来片刻的迷醉，却没有任何持续的力量。 音乐，本应反映一个时代的灵魂。若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时代所滋生的，正是“瓦格纳式”的艺术家——他们制造的是迷醉与幻象，而不是生命的觉醒与重建。尼采在批判瓦格纳时，实际上已经预言了现代艺术的症候：病态、贪婪、冷血，以及把空虚包装成姿态的“卖萌”。 在尼采看来，真正的音乐，应当承担起“唤醒”的功能。它不是麻醉，不是让人忘却自身，而是让人更深刻地面对自身的存在。任何音乐，如果不能带来这种个体的觉醒与生命的高扬，便是颓废的“半吊子艺术”。 音乐本应是治疗，但在我们的时代，它却成了病症的延续。病意味着破碎，意味着在世界中丧失了自我，只剩下一个被外部材料拼接的布偶。拯救，从反抗音乐的堕落开始。